中国管理哲学的效用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礼记·大学》

    西方的民主制度，似乎完美无缺，让国人膜拜不已，要知道，希特勒可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领袖。从民生上说，希特勒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让每个国民都能买小轿车的人。从动机上说，是为了本民族的强大，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希特勒这个魔鬼的产生，同“落后、愚昧、腐朽、残酷”的东方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拥有纯正的“先进、文明、发达、仁慈”的西方文化的血统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所遭受的失败，最终产生了文化上的强烈自卑，这种自卑严重影响到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判断。当自身的一般价值几乎荡然无存，或者被怀疑毫无价值的时候，因空虚而产生的填充渴望，往往使人失去判断力。尤其当财富的差异悬殊到高不可攀的时候，企图斩断自身历史，换一个“出生证明”的做法就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100年间被不断重复。无论如何，中国近30年来在财富方面的成就，其意义不可低估，它使自卑得到缓解，由此可以用更长远的目光观察历史和世界，也由此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西方文明。

    孟子有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李东生也讲过一句话：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以后，如果还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秦合舫认为“世界经济从英国制造发展到美国制造，再到日本制造到中国制造，每次转移，无论经济形态还是企业的节奏和所处环境，都面临新的条件，肯定应该相应地产生新的管理模式。中国现在是经济转移的承担者，这个新模式也可能由我们首先发现，向外推广，有可能变成世界的。”[1]

    成中英教授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创造性地提出“C理论”。

    “C理论”是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方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能学术成果。它将中国传统学术七家(易学、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禅学)之言渗透在各部分管理的功能与整体的管理体系之中，不但成为管理功能的智性资源，也成为管理者发挥管理功能时的德性资源；进一步修正了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使管理更能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这是中国管理学的奠基之作。

    C模式遵循C理论的哲学思想，把抽象的《易经》哲学和百家文化，结合西方管理体系，创建出适合中国本土企业实用的管理模式，使中国拥有了国际科学领域学术体系范畴的管理模型。

    C模式使人们重新阅读、重新认知传统文化经典，从经典中领悟管理哲学的意蕴，并使这些焕发新机的管理思想，特别是《易经》管理精神，应用到现实的管理实践中。
  一、“三易”与管理哲学

    所谓三易即指：变易、不易和简易。三易是易经的精髓，易经是C模式基本精神——生生之德。如何准确理解三易，对于C模式的逻辑起点、功用应用、价值终点都至关重要。

    变易：宇宙万物、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市场信息更是变化多端。事物的运动变化就是“变易”。“变易”的法则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潮起潮落变化无常。如何顺应潮流而不被潮流所左右将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不易：变化不息的宇宙和社会，乃至人的生命运动，在变化中各自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就象天体运行都有自己的轨道一样，井然有序，循环不已。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些相对不变的规律性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这就是不易的法则。管理也是如此，要从纷繁的变易中找出不易的规律和原则。

    简易：由于熟悉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就能进一步探索出驾驭这些规律的智慧和要领，运用时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简易法则。

    对于企业而言，所谓“不易”，就是不变之处，就像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的：“企业目的唯一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有了客户资源就是一个品牌。如果有中国的客户资源，就是一个中国的品牌：有全球的客户资源，就是一个全球的品牌；有了高端客户的资源，就是一个高端的品牌，会让别人去仿效模仿。

    另外，品牌又是“变易”。按照变易的原则，它时刻都在变，也就是说企业虽然根据用户的需求不断的创造顾客，但是用户的需求又是随时在变的，这就要求企业以变制变，以变取胜。这个“变”就要求企业变到用户需求前面去。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里有一句话：“企业一旦占领了优势最大股，需要集体不断的创新。”这样看来，优势只是一个浪头，就像冲浪一样，在浪头上是站不住的，需要不断的再寻找更高的浪头。对企业来讲，创造顾客的需求永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最后一个是“简易”。如果企业发掘到用户的需求，怎么用最简单的、最快的方法去满足用户需求。在这个方面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应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要求企业的流程以最快的速度去满足客户需求。海尔进行流程再造，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客户需求，是其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除了“变易”、“不易”、“简易”以外，还有“互易”和“和易”。C模式在这两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二、C模式的效用

    C模式立足于中国管理哲学，从混元一体的宏观角度和相生相克的微观视角对管理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与论证，对于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管理哲学融合了五家文化与两家指引，并且创造性的将管理的文化性和工具性圆融无碍的结合起来，其显著特点有三：

    1、指导组织变革

    管理者常常越位、缺位、错位，过度管理与管理盲点并存，企业创新管理缺失，组织变革乏力；当代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行为模式正面临着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
    C模式通过对于内外环境的分析，借助7C模型推导出组织结构的最佳形态，帮助管理者找到自身的定位，引导各部门和职能有序设置与协作，真正的与企业所处的环境相契合，避免本本主义，达成变革目标，实现管理效能的提升。

    2、改变企业基因

    《易经》的不易、变易、简易的“三易”原理，正为现代企业组织变革、运营创新、战略决策、经营诊断、信息化管理等提供了很好的管理工具和技术平台。通过研究比较《易经》和现代管理科学的信息哲学语言符号，发现易经与产生于近一二百年的西方管理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包容性。即，C模式更为圆熟的概括了管理的本质和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的、孤立的拆分管理环节和要素。C理论在结合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C模式，这必将为企业管理实际提供持久的动力。

    成中英先生认为“变易”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变易”是阴和阳的交互、更替，或者是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阴阳在一起是矛盾的，只有相互的 “交易”、融合才可以做到“变易”。“简易”就是“变易”在“交易”过程中走向更好的形式。“简易”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和”的目标，把很多复杂的因素融合成一个更融合的、更少矛盾的，更能够实现内在统一的一种潜力模式，具有潜在的目的性、不自觉的目的性。对于人来说，就是针对人的更好的发展，更好的生活方式来追求的一种目标，这就叫做“合易”。因为有“变易”就会看出来“不易”，因为有“不易”和“变易”的对照，我们更好的看出来“交易”的一种现象。“交易”是以“不易”的整体做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一种目标感，目标感就是“简易”的过程。如果“简易”的过程达到提升，使“变易”阴阳互动，达到更高的、更深的目标，就是“和易”，是比较完整的体系。

    3、建立全新管理秩序

    “普世价值”一词中“普世”的概念来自基督教。早在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就有了“普世牧首”的荣誉称号。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普世”，使用的是oecumenical，它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虽然也接受了普世的改天，但是，这个世俗化的“普世”一般使用universal这个词，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

    微软制定了软件业的行业标准，全世界的IT软件和硬件都要按这个标准来做，谁是老大，谁就拥有行业标准的解释权。“普世价值”是由西方制定的，中国要打破西方价值观的垄断，必须另起炉灶，要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开动媒体机器向全球推行，否则中国将永远失去全球事务的话语权。

    人性管理与理性管理是管理的一体两面。管理哲学的最终功用就是将管理的境界提升到更广阔的层面，找到简单而有效的管理方略，而不是针对一时一地的管理问题进行理论建构。

    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时候是随着军队一起推进的。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立即在伊拉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就包括允许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在伊拉克无障碍地推广。有一个美国公司的专利产品是向日葵，这种美国向日葵经过基因改良，油酸含量较高。但是，这个美国专利不仅包括了向日葵种子的基因技术，居然还包括了油酸含量。
怎么理解？通俗一点打个比方，我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让猪长到300斤，我不仅把这个技术申请为专利，而且还把猪的体重达到300斤也申请了专利。换句话说，今后任何人不管用什么方式，让猪长到300斤，我都可以收费。这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达到荒谬的地步，说它是知识产权的恶棍毫不为过。美国居然批准这样的知识产权也可以获得专利，还要大力保护，等于是扼杀其他一切技术创新。

    美国农业部与美国某跨国公司共同开发了一种绝育种子，叫“自杀种子”，或叫“终结者”。这种方式包括的种植者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很多人批评这种技术太霸道，美国人又改进了这个技术。她们给种子配了一个激活基因，只有用专利者自己的某种产品（例如溶剂），种子的胚芽发育才能被激活。这个激活基因，可以视为一种开关，从理论上说，美国可以在一个植物生长的所有环节都设置开关，发芽要激活一次，开花要激活一次，结果要激活一次等等。每一次激活，在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人们都必须交钱，至少美国都有充分的理由向人们收钱。因此，对于美国大张旗鼓地在全世界提倡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新殖民”的工具。

    任何事物都有发展到衰落的过程，管理亦是如此。因此，C模式跳出管理理论的一般范畴，以管理哲学来指引具体理论和工具的发展，不断的结合内外环境的变化实现推陈出新，从而实现管理的生生不息。

    三、管理归C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轨迹，西方管理理论应用危机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模式的改变。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了西方管理的缺陷和不足，而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部分学者的奔走呼号，使管理研究、实践逐步回归中国本位，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和思想，虽然有一些有益的尝试跟研究成果，但是尚不成熟没有形成系统，原因是缺乏中国管理学的创建与应用的理论根源——中国管理哲学。

    “C理论”是成中英教授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方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能学术成果。它将中国传统学术七家(易学、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禅学)之言渗透在各部分管理的功能与整体的管理体系之中，不但成为管理功能的智性资源，也成为管理者发挥管理功能时的德性资源；进一步修正了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使管理更能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

    作为成教授的学生，本人深切领会到了C理论的深邃博大，但同时也发现了C理论难以应用操作的瓶颈，所以尝试将西方管理体系与中国国学相结合，以C理论为母体，结合多年案例研究和管理实践，提炼出中国管理的导入和应用体系——C模式。C模式正是基于C理论的理论基础，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有益的管理思想与工具，真正实现了管理哲学的实践应用。

    中国传统管理长期以来被人所忽视的原因就是不能被接触者所掌握，也就是量化与实用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先验主义的哲学思辨，更多的靠个人领悟与感知。通过文化管理与C理论的融合，C模式有效的克服了西方管理工具化的弊病，将管理工具回归其工具本位。即用C模式下的传统文化元素对管理工具进行再造，运用文化管理指导、统帅管理工具，让中国文化管理的触及战略、运营、治理多个方面，体现了管理哲学的现实功用：解密企业基因密码；指导企业组织变革；更新管理秩序。
  C模式力使企业家及管理学者全面了解西方管理的史略、优劣和发展趋势；系统领会国学中的管理思想精髓；懂得使用符合中国文化的管理方法——C模式；熟练操作在管理哲学指导下的西方管理工具。

    这些正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管理学界、企业界的困惑与需求。中国管理哲学C模式全方位覆盖管理应用领域，将推动知识经济下管理学的嬗变。

    C模式突破了中国管理中国管理理论缺乏应用模式的瓶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量化与实用问题。这使得中国管理学不再是理论的说教，而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性学科，其创造性价值对于中国管理学而言同样具有开辟鸿蒙的时代意义，这看起来狂放不羁，但这是笔者坚定的自信。